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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之舞》罗伟章 著

罗伟章的作品在平和书写中往往有大震撼，于无声处听惊雷，这与他的艺术策略有关。罗伟章惯用非自然叙述策略，在现实书写中加入超现实的元素，在人性书写中掺杂神性元素。罗伟章的小说注重民间隐形结构的书写，禁忌与突破，疯癫与文明，传统与现代，这些东西都在作品中交锋、博弈、对抗、协奏、共生。这些方才构成了作品的张力，内在的张力更有震撼力。这也使得罗伟章作品的文学性陡升，语言的修辞的魅力得以展现出来，庸常的生活也有了另一种风味。

《大河之舞》（四川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再版）正是这样一部作品。在人性与神性的交织中，在平静之下，作品孕育出惊涛骇浪。几千年前的巴人命运如何？端公如何可以祛除重疾？一个人的听觉可以灵敏到什么程度？灵魂如何才能被超度？人如何与白骨对话？凡此种种，都是罗伟章小说中出现过并探寻的问题。这些内容已经超出一般认知范畴，是一种典型的非自然叙述，从小说修辞学角度而言，具有很强的修辞学意义。

罗伟章的小说具有最现实的肌底，关注底层，深挖现实，“底层写作”一度成为他的创作标签，在他的每一部作品中，都有对现实生活最深切的介入。与此同时，他对中国乡土世界进行了多维呈现，对民间的风俗、禁忌等隐性结构进行了呈现，具有一种野性思维和野性的力量。罗伟章的小说蕴藏着一种原始欲望、原始生命力，展现一种力与美。这些都让罗伟章的小说在平静之中隐藏着惊心动魄，《大河之舞》也是如此。罗疤子养育了一个疯癫的女儿，未婚先孕，在生下孩子之后，罗疤子亲手处死了这个孩子，虽然在叙述上平淡无奇，但是事件本身的震撼力却是十分强烈的。小说的命运叙事，并非自然而然，而是有着各种原委。由此联系到因果报应上，因果、轮回、报应构成了作品重要的情节。《大河之舞》中的罗疤子的人生遭遇，几乎都和因果报应在一起，所有的苦难，似乎都和他做的事（恶）有关，由此也切入历史。在罗伟章的笔下，大量超现实的书写，符合艺术的标出性，符合受众的猎奇期待，也实现了审美距离的延伸，最终实现了超脱性。

罗伟章的写作是现实与非现实的交织，在现实书写加入神性书写成分，平和中有了张力。在他笔下，“神神道道”的东西会反复出场，具有生活在别处的意味，这不是单纯的猎奇书写，但也绝非平淡无奇的日常。《大河之舞》是为一个古老的民族留影，整部作品是建立在一种遥远的想象之上，具有很强民间色彩。故事围绕半岛展开，这是一方奇异的土地，有着他们所信奉的生存法则。半岛人崇武尚斗，所有的纷争都可以靠打架来解决。于是在械斗中也才有了卸胳膊、砍腿、割耳朵的血腥场面。这正是一种原始生命力的展现。在细节方面也有很多地方表现出一种神秘性。小说中，罗杰进铜坎洞打鱼，打破了禁忌，让洞内的水变得浑浊，自己也染上了背疼的疾病，在半岛人看来，这就是惹怒了神灵，遭到报应。罗伟章的小说主题十分平常，甚至不乏庸常，但是在他的具体表达中，却形成一种特殊的审美效果，这与他的修辞艺术不无关系。罗伟章深刻剖析人性，同时巧妙地与神性书写结合了起来。《大河之舞》中，一切看似都十分平常，但是疯癫的姐姐已经预示着某种变化，直到姐姐被害，弟弟发生了突然的转变，仿佛神灵附身一样。小说中其他的地方也有很多神性的体现。民间的基本信仰和认知，是一种维系乡土社会伦理的纽带，是一种民间精神大厦的支柱。

当然，罗伟章的高明在于，在写这些的时候，现实的一面始终没缺席。《大河之舞》中，还有叙述者“我”的存在，他刚好构成了和罗杰相对的那群体，如同老一辈的罗传明，外来力量和本土力量暗含着一种交锋与博弈。在多年之后，“我”开始与教授一起讨论巴人这一古老民族的命运问题。《大河之舞》的结尾，半岛搬迁开始，传统的乡土社会已经解体，年轻一代几乎都逃离了乡村，更是神性彻底消失之时。作家对乡土投注了太多的情感，通过塑造不同类型的人物，来为乡土留影做传，虽然一直高唱着乡土文明的挽歌，却迟迟不愿退场。罗伟章小说的艺术张力来自几个对比或者说悖论，现实与浪漫的，叙述与抒情的，人性与神性的，感性与理性的，乡土与城市的，这种对立让他的作品超越了一般的乡土写作范畴。罗伟章的作品同时写到了文明的到来，传统遭受着冲击，罗伟章写到了神性，也写到了神性的瓦解，这或许是乡土社会崩溃最本质的体现。罗杰背疼的疾病，在半岛人看来，这就是惹怒了神灵，遭到报应。但这时候有医生出场，判断这是外伤的后遗症，现代文明和传统文明开始交锋，但是明显是后者占据了上风。这种科学的出场，意味着神性的解体，乡土的异质性元素开始出场。

罗伟章的作品聚焦底层，但是在平常生活之外，具有思想的内省与语言的自觉。他写底层、写乡土、写人性，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同时他的写作具有佷明显的智性，带有一种知识分子特有的思索。罗伟章是善于思考的作家，思想的内省带给作品一种智性美，但这种智性并非一种精英主义的说教，而更多的还是从民间信仰中获取的营养。《大河之舞》是一部充满智性的作品，小说很大程度在讨论巴人的历史，而这一历史的来源，除了教授在课堂上的侃侃而谈和田野考察，更是从普通百姓的生活中所获取，有了生活的底色。随着叙述的推进，来自民间渠道的关于这一民族的认知逐渐浮出水面，且更具信服力。而这种思想的内省也让作品的切入点有所不同，《大河之舞》书写乡村文明在现代都市文明浪潮中的退场，小说最后写到了搬迁，但是小说的很大一部分篇幅，是在书写乡村生活，并且将各种具有民间信仰的东西进行了展现，说是挽歌，更多的还是在记录、留影、留痕。

（本文作者刘小波系博士、博士后，《当代文坛》杂志社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