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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近年来学校食堂安全隐患频频进入公众视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给出许多治理建议。比如，制定有关学校食堂安全管理的法律或行政法规、建立健全食品安全诚信体系等。（6月27日《法治日报》）

表面上看，似乎校园食品安全事故发生得很频密，让公众很揪心，事实上基于全国学校数量（2021年为52.93万所），偶尔发生几件食品安全事故，仍然可以说是小概率事件。不过，事关数亿学生健康的事情，再小也不小。尤其像“指鼠为鸭”这种奇葩事经发酵之后，其负面影响远比实质伤害更甚。

在校园食品安全责任链条上，都有谁？我们可以看到一长串“身影”：家长、学校、教育部门、食堂承包者、食品供应商、食药监管部门等。其中，校方是“第一责任人”，这个环节的风险点在于食堂“外挂”，由上级指定或学校内定（自办），承包给企业或个人。一旦监管环节“漏水”，容易导致食品安全大堤“管涌”。有的地方还想出“校长陪餐”等主意，事实证明也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效果。

包括教育局、食药监局在内的监管者是“第二责任人”，这个系统的短板在于：客观上存在人手不足，无法将“触角”伸入所有学校食堂，保持一种在线化、恒常化的监管；主观上有的地方存在懒政现象，个别监管者甚至被收买，导致屁股坐偏，平时不闻不问，只在发生事故后替闯祸者“擦屁股”。退到第三层，由家长组成的家委会本来可助一臂之力，奈何制度供给不足、保障不力，难以使之成为可依倚的左膀右臂。

那么，谁来为校园食品安全兜底呢？可以说，“单打独斗”的话，没有人可以兜住这个底，最终还是需要多方“联合作战”、众手托举。法律保障上，正如刘俊海教授建议的，可以考虑立法或修法；司法保障上，要对此类事故当从严从重处罚，决不姑息，以儆效尤；顶层设计上，为学校食堂建章立制，形成相对统一、便于监管的操作模式；行政执法上，把监管责任进一步厘清、压实，把常态化监管体系建立起来；学校管理上，终端环节要多想办法，保证“密不透风”。在这方面，国外也有许多成熟经验，他山之石，不妨拿来攻玉。文/广州日报评论员 练洪洋图/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