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是一处环形的花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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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圃台阶低矮，用白色的砖石围砌。木春菊和红继木一黄一红，铺就既鲜艳又柔软的地毯，与沥青路面形成厚薄、冷暖的差别。花圃中央是六盆红豆杉，分两排均匀摆放。除了两盆深绿拥簇，其余几盆像秋色中的枫叶，热烈壮美。红豆杉的两旁，分立八株桂花树，手臂粗细，离葳蕤相差甚远。有的，花叶无果，化为朽木；有的，干枯的树枝上，冒出了新芽。有几株奇迹般地，从绿叶中探出一串串橘黄色的桂花，暗香浮动。

新建的花圃，刚刚捱过摧枯拉朽的夏天。小区在夏天来临之前，完成了改造。我见证了小区的改头换面，自己也仿佛被修葺了一番。

从小区近百岁的老人口中得知，小区原是一处大户人家的宅地。“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庭院变成县城中学的附属女校。至今，小区外仍常有老人走到门口两棵上百年的老皂荚树下，抚摸着嶙峋的树突，追忆学生时代的往事。

后来，老院子变成了机关办公驻地，门庭威严。上世纪80年代，我随转业的父亲搬到院子里。再后来，单位搬迁新址。这院子便空了，旧了······

渐渐地，门牌号代替了小区名称；渐渐地，坐在一排掉漆变形的藤椅上，晒太阳、聊天、打盹的老人，腰越来越弯，人越来越少；渐渐地，我成为唯一困守在老院子的人。

老院子缺乏有效的管理。墙角、花台、荒地被住户拾掇后，种上蔬菜、花草，甚至还有一方小枣林，一排向日葵。老院子，时见农人，忙碌在城市的庄稼地里。

窗外的花圃，原来是高高的花台。花台早已坍塌，和四周高高低低的残垣断壁，不分彼此。四五户人家各种各的菜，挤挤挨挨。窗外，倒显得不寂寞。

我家住一楼，屋后也有一个长方形的花台。久不在此居住的妈妈，却名正言顺接手了这块菜地。有时，她专门为栽苗、松土、浇水而来，耗费大半个上午，或一个傍晚。一把小铁镐，每次忙完后，都用塑料袋系紧，放在门角。她种过丝瓜、南瓜、茄子、四季豆、油菜花等等。而她只管种，不管收。就像生下我，只知道付出，不索取回报一样。

然事与愿违，妈妈的应季蔬菜往往落地成泥。最终形成规模的，只有那一小片朝天椒。小巧水灵的朝天椒，入目，入手，再入厨，洗净之后，像一粒粒有了生命力的宝石。于是，妈妈的花台，幻化成文字，出现在了报纸上。

一块块菜地，俨然成为小区的绿肺和活力。刘大爷老两口正是如此。退休后的他活成了乡野老农，成天侍弄他的庄稼地。没活可干时，就痴痴坐在庄稼地最高的山头，仿佛命之所系。

小区改造，第一件事就是平整土地，所有的菜地，一并取缔。我早早地通知了邻居们，好有时间采摘地里最后一批果实。林大爷挖出一袋袋土豆，呼儿唤女用车来装走；王姐在铲车工作前一日，送我一堆洗净的狗毛豆，嘱咐已经泡水去毒，可即时食用；至于刘大爷，我承诺他以后担当小区的义务绿化管理员。那几日，他们老两口挥动铁锹，把长势旺盛的庄稼夷为平地，曾经高昂的宽皮大叶低伏，归于尘土。

花圃填培新土的某个早晨，微雨轻拂院落。刘大爷回到那儿，弓着身子，头深深朝下，用手一寸寸，一遍遍扣出埋在泥里的鹅卵石般甚至更小的石块，堆在一边运走。他责怪工人不尽力，石子会阻碍植物根系吸收营养。路过的人侧眼看他，我躲在窗后，看这个痴痴的、倔怪的老头，像个任性的小孩一样劳作了一整天。

妈妈的花台，已很久没有打理，或许是被她遗忘了。其实，小花台已被拆成一块块红砖，不知去向。屋后也按照规划，成了崭新的雨污分流系统。可是，每次走到那儿，我依然能看见，藤缠枝绕的妈妈的花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