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方向盘交给徒弟，老司机遭遇翻车——

【资料图】

田金科的右小臂至今还有钢板

核心提示：田老，是位老司机。早在20世纪50年代，才二十出头的他，就已是石油工业部下属敦煌石油运输公司的一位走南闯北、经验丰富的驾驶员了。

1960年5月，公司接到石油工业部的紧急通知，立即组织技术过硬的精兵强将，运送50辆崭新的解放牌罐车，支援松辽石油大会战。名额有限，积极请战的人很多。优中选优，年轻的田金科如愿以偿入选，还被任命为一个班的班长。

大家分别搭乘不同的交通工具向目的地进发。乘坐火车的一行人非常激动，因为他们听带队的领导讲，此行要在首都换车，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将在北京短暂停留。

那时候，正处在3年自然灾害时期，吃饱肚子，成了最实际和迫切的需求。所以，一行八十多人在北京站换车时，都买了些面包、馒头等食物，以备不时之需，没想到这点储备，后来还真派上了大用场。

半夜时分下错车

火车有节奏的咣当声，让仍沉浸于首都经历的年轻人进入了梦乡。半夜时分，带队的领导大声地叫醒大家：“到站了!到站了!”

“到站了?许多人还处于‘大梦初醒’之中，揉着惺忪的睡眼，看向漆黑的窗外。在带队领导的催促下，火车停进站台，我们就依次下了车。”

“有人问领导，咱们是到哪儿啊?领导拿了张介绍信说：‘萨尔图啊。’那人说，我刚看了站牌，这儿叫安达。‘安达?’这位领导也有点儿蒙了，不知道是没到萨尔图呢，还是坐过了站。他马上去问车站的工作人员，才知道我们下车早了，下一站才是萨尔图。

“没办法，火车已经开走了，这大半夜人生地不熟的，也不知道一站地有多远，只能等到第二天再说了。人一直睡吧，还没啥饿的感觉。可一醒过来，肚子就开始叫了。幸好，背包里还有在北京买的面包、馒头，我们就着站里提供的热水，连吃带喝，也算填饱了肚子。

“我清楚地记得，火车到达萨尔图站的那天，是1960年5月31日。为啥记得这么清楚?因为第二天就是大庆油田首车原油外运的日子。

“八十多个人来到新油田，首要的问题是解决住宿。接待我们的人，在二号院的西南边，给我们搭起了帐篷。因为托运的行李还没到，我们割掉帐篷里大堆的干草，然后和衣席地而眠。第二天醒来时，吓了我一跳，昨晚一起睡帐篷的同事都没在。我慌了，埋怨自己睡得太死，同事们走了为啥不叫我一声，刚上班就迟到可不好。我马上起身走出帐篷，发现还有几个人睡在草上。

“带队的领导摇着头走进帐篷，我才知道，好几个同事打了退堂鼓，连户口和粮食关系都不要了。”

脸盆里面煮甜菜

在粮食奇缺、饥肠辘辘的岁月里，田金科的一个好朋友就曾私下对他说：“咱们有驾照，在哪儿都能混碗饭吃，何必在这活受罪呢!”说实话，田金科也不是没动摇过，可好男儿志在四方，哪能受点苦就跑，那算什么男子汉!留下来继续创业的思想还是占了上风。跑的想法打消了，干下去的信念自然就坚定了。

1960年下半年粮食供应日趋紧张，粮食定量降到了“五两保三餐”的最低标准。田老说：“司机跟一线钻井工人比起来，体力消耗没那么大。但都是大小伙子，正是饭量大的时候，突如其来的低定量，让他们这些大肚汉，每天都处在饥饿的状态之中。

“为了解决‘肚荒’问题，我们常常利用跑夜班车的机会，到田地里找寻收菜时遗落的甜菜。回到宿舍后，把洗干净的甜菜切成片，用脸盆加水在炉子上煮，喝糖稀，吃甜菜片，嘴里甜，肚子也饱了一点。

“能找到甜菜地，是幸运的。那时候不仅大庆的职工、家属挨饿，附近的农民兄弟也不太能吃得饱。很多人也都饿得在收割过的地里寻找遗落的粮食。农民秋收过的荒地，不知被翻了多少遍;就连老鼠洞里藏着的苞米粒，都被掏得一干二净。想在地里找到能吃的东西，那是相当困难。

“有时候，纯朴的农民看到我们饿得把裤腰带紧了又紧，会无私地给我们一点白菜叶、一两个土豆什么的。我们总是舍不得一顿吃完，要把这些珍贵的食物计划着吃。连这些东西也没有的时候，酱油葱花汤也是极佳的美味了。这样的日子，熬了三年左右。直到1964年，家属开荒种地，大庆油田农场的自产粮也开始年年丰收，才有了好转。虽然是高粱、玉米这类粗粮居多，但起码肚子不饿了。”

开翻汽车捡回命

听诊器、方向盘、人事公章、营业员，这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对最让人羡慕的四大职业的概括。在那个汽车极少、交通不便的年代，搭个便车、送人看病、接送站等，都少不了让司机跑趟车，即使是单位调度指派，也少不了陪个笑脸，说上些客套话，这让司机的职业自豪感爆棚。

但在轰轰烈烈的创业年代，司机可不是把货拉到现场，就能到旁边等别人卸货的轻闲人，他不仅要送货到现场，还要客串装卸工，和井队职工一道把钻杆、油管卸在规定的地点。收车了也不能真正地休息，盖干打垒的工作还等着他完成，需要他奋力挥锤，把三合土的土墙一点点夯实加固，一天下来，干的这些“零活”也不轻巧。

田老说：“那时候，一天下来，只能睡上五六个小时。你们都知道，疲劳驾驶是很危险的，即便是在那个车少、地广的创业时期，休息不好，也很容易出交通事故。

“记得有一次，我和徒弟一起开车去参加运沙子会战。当时就想，两个人换着开车，总比一个人一直开安全得多。路上，徒弟看我眼皮有点沉，就让我在副驾驶上睡一会儿，他来开车。

“我当时也是困得受不了，觉得路都跑熟了，徒弟开一会儿也不会有啥问题，就答应了。很快，我在副驾驶位置靠着车门就睡着了。睡梦中，听到徒弟在大声叫我，没等我睁开眼睛，突然觉得汽车向一侧倾斜翻了过去……巨大的压力挤裂了风挡玻璃，只觉得右小臂一阵剧痛，我就失去了知觉。

“我俩被路过的人从驾驶室里拽了出来，送进职工医院。我的右小臂骨折，骨头穿出了皮肉。医生把骨头接好，打上了钢板，现在钢板还在里头呢。

“幸运的是，我们师徒都没啥大碍。事后，听徒弟讲，当时车轮陷入了泥泞的沼泽，前轮打滑，左右摇摆，车厢里的沙子甩向一侧，巨大的惯性带翻了汽车，导致了这次惊险的事故。”

都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想起当年的艰苦岁月，再看看今天的幸福生活，田老说：“挺知足!”

红色传承：老父亲的“驾车哲学”

父亲是个少言寡语的人，像许多老会战一样，一辈子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从不讲条件。

他总对我们讲，一个人要有明确的工作和生活目标，就像司机驾车一个样，不论前面是荆棘、是陡坡，还是崎岖小路，一定要把稳方向，一路前行。一遇到困难，就想着挂倒挡，找后路，这样的人一生会一事无成。

父亲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石油会战最艰苦的岁月里，他没有当逃兵，而是积极向上，咬紧牙关，收获了属于自己的那份光荣。我们做子女的以他为荣、以他为傲。

文/摄 大庆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伏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