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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民间叙事的结构形态研究

———以递进结构为例

胥志强，周争艳

原文刊载于《贵州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摘要

文章把民间叙事中结构上层累连贯、前后相因的叙事方式称为递进结构叙事，其独特性在于结构而非情节。递进结构表现为几个角色之间的循序渐进，一个角色继替另一角色登场处理同一件事情或进行同一行动。根据角色排布方式的不同，把递进结构分为三种类型：递增式、顶针式和连贯式，此三种类型都表现出民间文学的叙事逻辑。结构的分析能为当下民间资源的转化提供指导。

关键词

民间叙事；结构形态；

递进结构；当代价值

AT分类法自成型以来被奉为圭臬，至今仍被人常用，但弊病在于过于看重情节，忽视民间叙事的结构研究。本文秉承结构主义学者的观点，认为结构是故事下的故事，研究结构可以透过林林总总、杂乱无章的文化现象探索出最深层的文化内涵，以使我们更好地了解民间文学的叙事逻辑；其次，利于当下媒介时代民间文学资源的转化，借用民间叙事文本的经典结构，可以对来自民间的优秀资源进行再创造，在现代社会中充分发挥传统民间叙事的价值。基于此，本文以民间故事和民间歌谣为文献资料，着重对民间叙事的递进结构进行研究。

一、民间叙事结构研究述略

关于民间叙事结构形态研究，国内外的研究状况有诸多差别。简而言之，不外乎国外的民间叙事结构研究成果较多，而国内在结构方面的研究却比较薄弱。

在国外，早在1908年，丹麦民俗学家阿克塞尔·奥尔里克就在《民间叙事的叙事法则》一文中，对民间故事结构的规律细化归总，总结出民间故事的四大叙事规律：起始律、结束律、重复率以及对照律。他指出：“民间叙事文学形式上的规律性，远远超过了人们的想象，它的形式规律我们可称之为叙事规律。”但奥尔里克的研究在当时并未受到过多重视。1928年，普罗普的论著《故事形态学》专门对俄罗斯一百则神奇故事的形态进行分析，从中提取出故事的三十一个功能，探索出神奇故事的组合规律以及结构要素。普洛普认为，对故事进行结构形态而非类别和情节内容的研究，是故事研究更科学的方法，是历史研究的前提，“研究所有种类故事的结构，是故事的历史研究最必要的前提条件。形式规律性的研究是历时规律性研究的先决条件”。这种研究故事形态结构的理路对后世各学科的学术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美国学者斯蒂·汤普森在其论著《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中对情节较为简单的故事进行了分类，其中一项是“程式故事”，他论说道：“在这类故事中，形式是最重要的，但是形式上的处理却具有一定的复杂性，角色是那些一般的人或动物，我们把这种故事称为程序故事。”汤普森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故事内容，但“程式故事”的分类及阐释却对故事结构形态的探索起了作用。此外，阿尔奈的故事变异法则研究和帕里－洛德的口头诗学理论研究也是故事结构研究的优秀成果。而影响广泛的结构主义、叙事学等众多学者虽然都曾尝试借用民间故事来提取无所不包的叙事结构，但专门把民间叙事作为实践主体而非客体来总结其结构却是极少的。

在国内，周作人于1913年对童话作了初步论述，在《童话略论》一文中提出了“复叠故事”的概念，具体指：“历述各事，或反复重说，渐益引长，初无义旨，而儿童甚好之……是盖介于儿歌与童话之间者。”周作人认为，童话指的是一种与神话和传说类似的题材，想象丰富，情节怪幻，非常利于儿童的启蒙，而“复叠故事”是童话的一种类型。周作人在此也只是粗陈童话的叙事特征，并没有对童话的叙事结构进行深入探索，然而对童话“复叠”特征的总结却是十分有见地。而这样分析故事叙述特征的良好开端，在学界却是无人继承。近代以来，受欧风美雨的影响，再加上中国学者自身的考据喜好，以顾颉刚的“孟姜女研究”、钟敬文的“蛇郎型”和“天鹅处女型”故事研究等为代表的故事类型研究成为主流，他们的研究高度难以企及，却使后世学者以此为样，不思开辟。现如今民间文学三大集成及热火朝天的非遗运动，路线都偏重民间叙事的情节探讨，偶有对结构的涉及，也是粗陈梗概，浅尝辄止。

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简单的三段式叙事规律被视为民间故事的典型结构特征，在国内得到多年沿用。美国学者斯蒂·汤普森是三段式结构的较早提出者，在对民间童话故事研究时，他论述道：“重复是普遍存在的，这不仅使故事给人以悬念，而且也使故事展开得更充分，由此构成了故事的骨架。这种重复大多是三叠式。”这种三段式的叙事结构在幻想性极强的故事和生活故事中经常被用来编排情节，布局文本，如“巧媳妇”故事、“蛇郎”故事等。但在如今看来，三段式虽然是文本的组织结构，但实质上仍是建立在故事情节分析的基础上，并且缺乏新意。

李扬先生的专著《中国民间故事形态学》是对中国民间故事的结构形态进行探索的初步尝试，书中借鉴普洛普的故事形态理论，从功能、角色和序列三个方面，对随机选取的五十则中国民间幻想故事的结构形态进行研究，学术成就颇高。新世纪后，学者们对民间叙事结构形态的研究逐渐增多，其研究成果也给学术界输入了新鲜的血液。2001年，刘魁立先生《民间叙事的生命树》一文发表后，学界为之一震，时至今日，仍是学习的标本。文章结合形态结构、类型变体和母题等概念，对浙江省当代出版和流行的“狗耕田”故事类型的二十八个文本进行了情节结构的分析，勾勒出“狗耕田”故事的形态结构图，提出情节基干、母题链、积极母题链和新母题链等新的学术术语，指出一个研究民间叙事的新方法。随后，刘魁立先生又发表《叠进故事初探》一文，文章认为层累式重复、逐次展开的故事类型就是叠进故事，论者通过大量民间叙事文本总结出叠进故事的三种类型：链接式、递增式和递进式，刘魁立先生对叠进故事的探索是丰富而深刻的，这样的观点也给本文研究提供了思路。

《民间叙事的生命树》

刘魁立 著

另外，诸多学者也开始民间叙事结构形态的专题探索，其中影响力较大的是祝秀丽民间故事的重复率研究。祝秀丽的重复率研究思路多借鉴于奥尔里克，在此基础上，论者又将重复率的研究视野从奥尔里克的超有机体理论引向叙事的口头性上，对重复率进行内部与外部的分类，细致专业。

不难发现，类似于刘魁立和祝秀丽的单纯叙事结构的研究并没有形成潮流，国内的故事结构形态研究只是几家独秀，不成系统。在仅有的民间叙事结构研究中，很多学者也只把视野锁定在民间故事内，在文本的故事情节基础上勾勒故事类型的结构。民间故事磅礴多彩，研究价值不容置疑，然而笔者发现，对民间叙事的结构研究若只局限于民间故事，无异于自缚手脚，很多民间歌谣内也有非常精彩的叙事结构实践。所以，结构的研究不能只停留在内容的归纳上，而应该脱离情节，从叙事文本的构造及叙事功能等角度进行

探索。

二、递进结构类型

递进结构在民间叙事中是一种常见的结构形态。递进结构文本的角色有明显的叠加、继替或连贯，若干个角色往往有秩序的组合，层层累进，在此基础上，笔者主要将递进结构分为三种类型：递增式、顶针式和连贯式。

（一）递增式

递增式叙事的结构特色非常鲜明，类似于算数的加法，主要表现为若干个角色数量的不断增多，力量的不断增强，在角色的团结协作下最终使作用对象发生质变。“民间故事常常安排各种角色来实践同一行动，通过各种具体方式来实现同一功能……”这些角色在性质上并不一定相同，角色的出场也往往任意无序，但却想象力丰富、包容性极强，过耳不忘。比如在20世纪，由俄罗斯作家阿尔克谢·托尔斯泰写作、现已翻译成20余种语言的民间故事《拔萝卜》：

小白兔拔不动萝卜；叫来小猴子一起拔，还是拔不动；小猪也参加，依然拔不动；又叫来小熊……其中逞能的动物离开后，别的动物自己拔，却摔倒在地；最后几个小动物一起合作才拔出大萝卜。任何事件都离不开行动者，即角色，按照普罗普的观点，故事中的角色不断变化，但动作都是相同的，这种动作就叫做功能。普洛普把叙事的功能看成是结构的基本要素，但他在阐述功能时，却未对功能之间的逻辑关系做出进一步的阐发。实际上，角色功能之间往往存在着逻辑，法国叙事学家布雷蒙就从逻辑学角度对功能与功能之间的逻辑关系做出解释，他提出“基本序列”与“复合序列”的概念，“基本序列”是由三个功能组成的序列，这三个功能之间有着严密的逻辑，相互依存不可分割。在递增式结构中，各角色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但角色数量不止三个，各角色之间逻辑关系非常严密。

比如在苗族和门巴族流传甚广的《为妈妈报仇》故事，讲母鸡被野猫或狐狸吃掉后，小鸡立志报仇，它集结缝衣针、牛屎、毛栗、棒槌等伙伴，这些伙伴各尽其能、相互合作帮助小鸡展开复仇，在一环接一环的滑稽恶搞中复仇成功。

根据结构主义叙事学原理，“在分析故事的叙事功能时，我们的着眼点既不能放在人物的性格特征上，也不能放在人物孤立的行动和行动方式上，而应当放在人物的某一行动与故事行动的关系上，放在它对故事行动所产生的意义和作用上。这种关系并不是分析者强加给故事，而是故事的结构内部所固有的。”所以说要给予行动功能足够的重视，在递进结构，尤其是递增式结构中我们发现，每一个角色的行动对功能都有影响，因此，借鉴结构主义叙事学的方法，即文本语言是一个整体，语言信息由水平和垂直运动构成，水平运动表现为横向组合（历时性），垂直运动表现为纵向聚合（共时性），具有聚合关系的语言单位之间一般具有相同的功能，用坐标轴来表示角色与功能的关系，横坐标为历时性的叙事链，纵坐标为功能。故事的角色命名为A、B、C、D、E等，依次排布在横坐标叙事链上；纵轴代表因角色的出现对整个事件产生的功能，箭头代表角色的递推。可简示为图1：

根据图1，可以直观地看出角色的依次进场，力量叠加，结构推进，直到最大值出现，问题才会得以解决。递增式递进结构平面图可以总结为：“A（A＋B）（A＋B＋C）（A＋B＋C＋D）……”

图1

（二）顶针式

所谓顶针式，与顶针格的修辞手法十分类似，意指前句句末的字或词作为后一句的开头，使相邻分句蝉联，循序渐进。在民间叙事中也就是角色A退场后，角色B上场，B退场，C出场……由此一环套一环，环环紧扣，无穷递进。顶针式在民间歌谣内最为常见，但也不乏民间故事。

例一：

《打您城门走一遭》

卖鞭杆，鞭杆长。

鞭杆长，打墩榔。

墩榔高，抽白刀。

白刀快，切白菜。

白菜青，切青葱。

青葱辣，切苦瓜。

苦瓜苦，切豆腐。

豆腐渣，换芝麻。

芝麻秕，换小米。

小米带把儿，

给你姑娘说说话。

……

例二：

《七个碟子八个碗》

月姥娘，八丈高，

骑红马，挎红刀。

红刀红，切紫玲。

紫玲紫，切麻籽。

麻籽麻，切干茶。

干茶干，切黑碗。

黑碗黑，切粪堆。

粪堆臭，切腊肉。

腊肉腊，切苦瓜。

苦瓜苦，切老虎。

老虎一瞪眼，

七个碟子八个碗。

民间歌谣中的顶针式歌谣不胜枚举，《民间歌谣集成·河南卷》中顶针格歌谣专列成章，包括《板凳板凳摞摞》《想吃歌》《大小姐》等等。不难发现，顶针式歌谣并没有情节内容上的连贯逻辑，其独特性在于角色的自由组合、继替及押韵的音节，充满童趣，非常易于表演者掌握和发挥。

在民间故事中，也有不少顶针式递进结构，丁乃通先生在《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中将类似故事类型归为2042C*，属“咬一口（刺一下）引起一连串祸事”型，比如《白蚁筑墙》：母鸡吃了白蚁，白蚁咬断木头，木头击中黄猄，黄猄大叫吓坏喜鹊，喜鹊踩死了麻雀，麻雀向凤凰告状，凤凰逐个查问，问明祸因。

类似民间故事还有藏族的《胡豆雀和凤凰蛋》：胡豆雀的蛋被岩兔吃了，岩兔向凤凰告状，凤凰不理，胡豆雀设法刺瞎岩兔眼睛，岩兔妨碍狮子，狮子惊扰龙，龙出海打翻凤凰窝，凤凰逐次查问，明白原因。

另有《十兄弟》对抗秦始皇的情节，几个兄弟以此顶替互救，你方唱罢我登场，形成典型的顶针结构。

总结民间歌谣和民间故事（尤其是动物故事）中的顶针式结构实例，可如图2（虚线代表继替）：

图2

顶针式递进结构的独特性在于叙事链上的角色，而不在于功能。顶针式民间叙事的叙事规律的平面图可勾画为：A→B→C→D……顶针式民间故事不同于民间歌谣，它有很强的情节连贯性，注重过程和结果，正因为继替的角色的巧合附会使顶针式民间故事意趣盎然。

（三）连贯式

故事是由一系列人物发出的事件构成的，连贯式指的是某一人物或者行动在叙事情节发展的过程中有重复相同的动作，把全文在结构上贯穿起来，它是公约数，是桥梁，这使得全文循序渐进地展开。

例一：

《毛孩毛孩跟谁睡》

毛孩毛孩跟谁睡？

跟爹睡，爹打我。

跟娘睡，娘拧我。

跟狗睡，狗咬我。

跟鸡睡，鸡叨我。

跟猪睡，猪哄我。

跟牛睡，牛抵我。

跟马睡，马踢我。

跟鳖睡，鳖咬我。

哎呀哎呀气死我。

全篇叙事重复同一人物“毛孩”、同一行动“睡”，从儿童视角把“爹”“娘”“狗”“鸡”“猪”等意象连贯起来，结构上缓慢推进，便于儿童记忆与传唱。

例二：

《他爹打他叔》

一二三四五，他爹打他叔。

他叔会算账，他爹打和尚。

和尚会念经，他爹打飞艇。

飞艇打的高，他爹打老雕。

……

同例一一样，这个歌谣也是重复同一人物“他爹”、同一动作“打”来结构儿歌。另有民间故事《斗猴精》：姑娘在河边洗衣服，偶遇吃人的猴精。姑娘就哭着并重复同一句话“唉……猴精今晚上吃我呀，谁给我作伴呀？”于是，蝎子、碌碡、野鹊、麻雀纷纷仗义援手，施展本领战胜猴精。《百鸟借粮》也是类似的结构：斑鸠、老鸹子、喜鹊去老鼠那里借粮食，并说同一句话：“粗粗陈粮借二斗，丰收之年加倍还。”势利眼的老鼠只敬衣衫，众鸟合计让凤凰去讨回粮食，小老鼠见凤凰光鲜华丽的外表夹着尾巴逃跑了。

这则故事的情理很强，讽刺势利眼的鼠辈，劝喻世人人不可貌相，要互帮互助。但结构也是一大亮点，重复的话语不仅增强了情节的戏剧性，也使得文本结构得以层层递进。

连贯式递进结构很常见，类似于民间故事的重复率结构，也相似于前文提到的递增式，连贯式民间叙事更注重人物或动作的重复链接，它对叙事文本的结构有明显的推进作用。其示意图可简示为图3-1和图3-2，“S”代表相同人物的相同动作（图3-1）或者不同人物的相同动作（图3-2）：

图3-1

图3-2

连贯式递进结构是一种较为复杂的结构形态。在民间歌谣中，连贯式主要通过同一角色或动作得以连贯；在民间故事中除了角色或动作的叙述之外，更在乎最后达到的功能。

综合看来，递进结构的三种形式，即递增式、顶针式及连贯式，呈现给我们的是历时性叙事中的功能聚合，这种叙事类型使得民间叙事在凝聚情节力量的同时，不失开放的态势，它可以无限容纳、添加故事角色，增强叙事的宽度及深度。这种结构主要存在于动物故事和民间歌谣中，这种现象是耐人寻味的，此两者情节简单但却意蕴深厚，非常利于儿童的启蒙，由此可见，文本预期发挥的作用与其结构之间有必然联系，因不在探微的范围，故不赘述。另外，需要指明的是，递进结构的三种类型并不只是独立存在、互不牵连的，它们通常和其他类型的叙事结构合作共存，成为民间叙事文本的一部分。

三、结构背后的叙事逻辑

正如刘锡诚先生《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中指出的：“对于故事的深层结构，故事的结构的模型的内在体系，以及结构模型与中国文化传统、文化心理的互动关系等，还缺乏更深入的探讨，故而在结构主义的中国化上的研究还是初步的。”民间叙事具有极大的趣味性，除了其丰富多彩的故事情节外，要归功于民间叙事特有的结构。这些结构往往被毁誉为程式化，但它却是民众的智慧结晶，使借用此程式结构的民间叙事成为颠扑不破的经典。如此看来，一种叙事结构往往深藏着叙事逻辑，并受其支配，故而有必要对递进结构背后的叙事思维做出深入探索。

首先，解释社会。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利用大量材料，描述原始人如何利用理性去解释他们尚不能理解的自然和人类事物，虽然这种“解释”的说法遭到后世学者如列维·布留尔的批驳，但从人类心理及知识传授的社会功能角度而言，解释社会一直是一种潜在的思维逻辑。人类民间叙事与乡土社会学紧密相连，中国自古是农业大国，重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形态和特征在民间文学中都有入木三分的表述。《斗猴精》《十兄弟》宣扬的是弱者的团结；《百鸟借粮》告诫的是不可貌相和势利；众多歌谣描绘的都是乡土社会的景象，童趣盎然，有的还极具教化意义，这些例证都证明民间叙事是乡土社会的生存经，其叙事结构则是智慧的总结。刘守华先生在《中国民间故事结构形态论析》一文中指出，在民间故事结构形态的背后，总遵循着某些逻辑，其中之一便是对社会生活结构的折射，“中国经历过漫长的封建社会，社会结构繁复而且稳定。地主和农民、官府和百姓之间的对抗长期存在且愈演愈烈，这种社会形态特征不能不在民间口头文学中得到直接和间接的反映。”刘守华先生的叙述针对的主要是幻想故事，但以动物故事来象征人类社会的关系，表现社会冲突与斗争却与幻想故事是共通的。总之，故事是对社会生活的折射和解释，这是所有民间叙事思维的基础。

其次，二元对立。结构主义者非常注重寻找和发现事物的深层结构，他们认为深层结构是指现象的内部联系，只有撇开具体内容和单纯的因果关系，才能发现现象背后的系统结构。而无处不在的二元对立就是人类认识和交流的基础，“所以在处理文化现象时，重要的是从多元关系中找出基本的二元对立，作为文化价值的架构或意义的来源”。在文中采用的十一个文本中，有七则是民间故事，巧合的是这几则民间故事的核心都是斗争，如《为妈妈报仇》中的小鸡和其伙伴合伙对抗野猫、十兄弟反抗秦始皇等，但就其深层角度而言，斗争的核心在于二元对立，而二元对立归根结底仍旧是一种文化符号，所以，民间故事的叙事思维是二元对立的思维，在这几则故事中主要表现为弱者与强者的对立。

最后，追求自由。更进一步说，在叙事中，对立与斗争的描述其实是为了自我的自由。“作为实践主体的民间文学的内在目的就是求民主、争自由，它的自我展开和自我实现的过程也是一个求民主、争自由的过程”，这一点可以在叙事情节上表现出来。正如丁乃通在《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中提到的：“与欧洲民间故事比起来，中国民间故事在形式上较流动，在结构上较复杂。本书读者无疑会发现，一个中国故事能用几个类型，或这些类型中的某一部分组成。……口传故事本来是变幻不定的，中国的民间故事尤其爱东拉西扯，一个类型连着一个。”但追求自由的叙事思维更体现在叙事的形态结构上，就递进结构的三种表现形态来看，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开放包容的结构。叙事情节往往自由发挥，角色自由添加，从无数量限制，如《为妈妈报仇》中出场的角色实在是随手拈来，《胡豆雀和凤凰蛋》亦然，儿歌中的角色更是肆意运用。所以，总的来说，对立和追求自由的叙事思维不仅通过文本的情节内容，也通过文本的结构形态得以彰显。

《民间文学的自由叙事》

户晓辉 著

上述分析只是初步探微的结果，但可以发现民间叙事结构形态背后的叙事思维是永恒的并且具有普世价值，这些思维反复出现，在人类的集体无意识中不断发挥作用，在当今社会亦然如此。

四、当代价值

文化生态视域下，挖掘和整合民间资源发展创意文化产业，是保护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必要之举，也适合国家和地区文化发展战略的需要。我国民间文化资源浩瀚，民间叙事就是一处广袤的处女地，从民间叙事中汲取营养进行电影剧本改编就是资源转化的一个方向。而在实践过程中，除了情节的改编外，大可以借鉴民间叙事的结构以及逻辑。

事实上，从民间叙事中发掘资源进行剧本情节编排是完全可行的，国外已有大量举世瞩目的作品问世，比如，《白雪公主》《美女与野兽》《狮子王》《灰姑娘》《指环王》《哈利波特》等。1998年，美国迪斯尼电影《花木兰》上映，木兰故事取材于中国南北朝时的乐府民歌《木兰诗》，美国迪斯尼公司及其艺术家以犀利的眼光，利用动画的形式，将中国千百年来妇孺皆知的民间故事华丽地包装成饱含当代价值观的艺术作品后风靡美国，而国内在好评如潮的同时也引得有识之士的扼腕叹息。2006年上映的《功夫熊猫》也是同样情形，影片情节就是围绕国人熟识的“武林”展开。如此说来，年轻的美国以及其更年轻的电影工作者似乎从世界各民族的民间故事中找到了创作灵感，这些民间素材要么具有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要么神秘传奇、想象丰富，更重要的是，又融汇以普世意义的思维逻辑，例如勇敢冒险、与强权对抗及争取自由等，就成了男女老少皆宜的文化精品。

然而，仔细思索不难发现，这些影片之所以能风靡全球，除了其引人入胜的情节内容外，最根本的还是价值观即具有普世意义指导下的剧本结构。剧本结构一旦被构架好，情节内容的增添就只是选材的问题。实际上，美国所有的电影剧本都是有结构的，并且都大同小异，而这结构的勾勒正是来源于民间叙事。

正如本文开头提到的，20世纪30年代普罗普在他的论著《结构形态学》一书中，总结出三十一种功能作为故事的基本形态，如一位家庭成员外出，对主人公下一道禁令，打破禁令等等，如今回顾可以发现，这三十一个功能的排布完全可以形成一个上佳的电影剧本，只不过普洛普认为故事的功能项数量是有限的，排列顺序也是一致的，略有局限。嗣后，约瑟夫·坎贝尔的巨著《千面英雄》问世，这本书对神话学、心理学及宗教学的研究都具有重大的意义。书中通过对大量来自世界各民族的神话、宗教和民间故事的分析，总结出英雄历险的标准模式：“分离——传授奥秘——归来”，具体指：“英雄自日常生活的世界外出冒险，进入超自然奇迹的领域，他在那儿遭遇到奇幻的力量，并赢得决定性的胜利，然后英雄从神秘的历险带着给予同胞恩赐的力量回来。”英雄的冒险往往是环形结构，如图４：

图4

2011年，美国故事结构讲师、迪斯尼公司故事顾问沃格勒的著作《作家之旅——源自神话的写作要义》在国内首次翻译出版，这本书被称为“好莱坞编剧的写作圣经”，引得国内外无数读者争相传阅。沃格勒在书中多次曾表述约瑟夫·坎贝尔的《千面英雄》对他的影响，在他看来，坎贝尔发现了神话及民间故事中的奥秘，是第一个揭示出故事背后叙事模式的人。所以在坎贝尔英雄历程模式的基础上，沃格勒结合各类好莱坞影片总结出英雄之旅的十二个阶段图。

《千面英雄》

[美]Joseph Campbell 著

朱侃如 译

沃格勒认为：“所有的故事都是由几个常见的结构组成的，它们出现在各国的神话、童话故事、戏剧和电影里。”由此足见，民间叙事中都隐藏着结构，而沃格勒是将这个挖掘出的结构投诸电影编排的第一人。

[美]Christopher Vogler

沃格勒指出，所有的叙事都可以通过英雄之旅来解读，而所有人都喜欢英雄之旅模型编造的故事，是因为它们是在人类的集体无意识中生长出来的，反映着普世性的关怀，这说明，框架背后隐含着人类的集体无意识思维，而英雄正是承载这个集体无意识、接受冒险召唤，并顺利战胜自我和外界危险的人。所以说，任何电影在本质上都是英雄题材的，因为主角总能战胜自我和社会，进而实现自我，就如同“木兰”“狮子王”“功夫熊猫”等迪斯尼动画角色，当剧中角色战胜一切困难，胜利归来时，观众在移情作用下，看到的是自我的净化和实现，因为斗争、追求自由的集体无意识存在每个人的记忆中。总之，美国迪斯尼和好莱坞电影的成功，绝对离不开结构，而按照沃格勒的说法，这结构的打造就来自于民间的各类叙事以及其中的思想。

这样看来，发掘民间叙事的结构形态，再加以情节内容的甄选，就可以进行文化生产，这样的想法是具有操作性的，对于民间资源的转化是一条可行的方法。

小结

本文只是对几则简单动物故事和民间儿歌结构的初步探索，总结出的三种结构也较为简单，对民间资源的转化也尚不足以提供方法论指导，但宽广的民间叙事领域一定可以架构出一套结构。我国历史悠久，民间叙事题材繁多，所以有进行类型分析的土壤，但叙事结构形态的分析实在不应该忽略。在分析结构形态时，确实可以借鉴国外的做法，总结出一套具有特色的普世结构出来，这是一个宏伟目标，但学术史的发展正如叙事链一般，角色对功能必定产生影响，需要学者的共同努力。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文章来源：《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图片来源：原文&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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